四川省地方志，清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年），四川总督常明及杨芳灿等纂修的《四川通志》刊行，设天文、舆地、食货、学校、武备、职官、选举、人物、经籍、纪事、西域、杂类等12分志，篇幅宏大，内容丰富，体例完备。但随后不久，学者张澍以一己之力独撰《蜀典》，对《四川通志》进行了“纠谬”“补遗”，更是极具历史价值。
张澍（1776—1847年），字百瀹、寿谷、时霖等，号介侯、鸠民、介白等，凉州武威县（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）人，清代著名文献学家、史学家。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年），张澍考中举人，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，中进士，入翰林院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，被时人誉为“天下奇才”，但不久后因病归家。此后，张澍历任贵州玉屏、遵义，四川屏山，江西永新、泸溪等地知县。张澍性格刚正不阿，工作一丝不苟、是非分明，因而仕途并不顺利。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冬，引疾辞职，结束了仕途生涯。道光十二年，由南昌移居西安书院门街和乐巷，专门从事著述，直至逝世。
作为一名学者，张澍成果丰硕，涉及经学、地方史志、姓氏学、金石学、文学、西夏史等研究，著述约七八十种，包括《西夏姓氏录》《养素堂文集》《二酉堂丛书》《姓氏寻源》等。张澍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，其学术成就得到当时学者们的充分肯定，晚清著名学者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就收录了他的作品；张澍的辑佚工作也独树一帜，与孙星衍、任大春、俞曲园等并驾齐驱，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张澍虽才华出众，但在其长达十五六年的仕途生涯中，几乎都是任职偏僻小县县令。其中，他在四川为官之间最长，屏山、兴文、大足、铜梁、南溪等地都曾留下他的足迹。在蜀期间，他重视对四川地方史料的研究，并亲自搜集整理四川地方文献。在代理大足知县时，他曾主持纂修《大足县志》；编撰的《诸葛忠武侯文集》，系当时所编较早、较完备的一部诸葛亮文集。他关于巴蜀的所有著述中，尤以清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年）成书的《蜀典》最为著称。
嘉庆十七年（1812年），四川总督常明、户部员外郎杨芳灿等人着手组织编写《四川通志》，张澍将其长期积累的资料整理出来，以备修志之用，却未能如愿参加《四川通志》的编纂。嘉庆二十年，张澍利用在宜宾养病的时间，将自己苦心收集的四川地方史材料进行整理编辑，打算独自编撰一部书。次年，《四川通志》完成，张澍阅览后，认为其中还有不少阙略之处，便以自刻本的形式，将搜集的资料编撰成书，命名为《蜀典》。
《蜀典》共分12卷，全面记载了巴蜀文化的起源、演变和发展。该书分堪舆、人物、居寓、宦迹、故事、风俗、方言、器物、动植、著作、姓氏等11个大类，1107个小类，用详实、生动的笔触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展示了内容丰富、特色鲜明的巴蜀文化。《蜀典》内容十分丰富，它基本涵盖了古籍、文集笔记、野史、方志中有关四川的记载，并通过详实的考证，结合野史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疏漏。
张澍在《蜀典》序言中写道：“名曰《蜀典》，以质鸿彦，非以为纠谬，非以为补遗。锦里新闻，既渐成式，岷山异事，或几台符，聊备庸部之故实，资儒林之公议云尔。”用语极其谦虚，但《蜀典》的历史价值正在于其极具“纠谬”“补遗”的特点。
《蜀典》一书匡正了《四川通志》记载上的某些错误。如卷一（下）《扬雄墓》一条，他引用了大量材料进行考察，明确指出“雄墓在长安，《四川通志》乃云雄墓在郫县西二十里，误矣”。
《蜀典》也“纠谬”和“补遗”了《华阳国志》《水经注》等古文献中对四川古代历史、地理问题的误载。如卷五《井法》一条长达1600余字，对四川历代井盐开凿技术的演变，作了系统的记述。又如卷十《蜀石经》有3000余字，记述著名的五代时孟蜀《石经》的写刻经过、学术价值等，这些记载对研究四川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张澍以博学多闻而著称，但在编撰《蜀典》时仍保持着审慎严谨的态度，对若干暂时不能作结论的问题，采取了多闻阙疑，决不妄下结论的态度。如卷三《尸佼入蜀》一条中，列出有关先秦思想家尸佼的各种异说，但对传说中是否入蜀一事不作结论。
《蜀典》内容丰富，考证详实，是清代方志学迅速发展且渐趋严谨的体现，对方志学乃至史学发展作出了贡献，其价值非同一般。《蜀典》作为个人修志成果，存世不多，且嘉庆成都存古书局印的自刻版本《蜀典》今已少见，现在存世的多为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尊经书院刊印的重刻版本，使《蜀典》更显珍贵。
地方县志中的法律记载，揭示了一个地区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秩序，对于理解古代社会的法律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